曾记得在2003年的退休座谈会上，州政协一位领导把一本鲜红的《退休证》递到我手里，并握住我的手说：“祝贺你，安全着陆，光荣退休!”“安全着陆”使我感慨万端。我一生坎坷，荣辱交错，现在真能“安全着陆”，退休养老，实属来之不易。退休后，无丝竹之乱耳，无案牍之劳形。静下来，总爱回忆过去，往事历历在目，犹如昨天才发生的事。

　　民主改革 土司制度的终结

　　德宏地区的土司制度，始于元顺帝至元十五年(1355年)。

　　土司政区的设置，就其对封闭落后部落时代的否定，对促进当地经济社会的发展进步，无疑是发挥过积极的不可替代的作用。但土司制度和郡县制度一样，都是统治阶级压迫剥削广大人民群众的一种政治制度，本质上包涵着民族压迫，民族歧视。在这种制度下，人民群众不可能摆脱贫困，也不可能获得真正的民族平等。在一定的环境下，有的甚至走向民族分裂，危害国家的统一，严重阻碍生产力的发展。所以，从清代中期直到民国年间，中央政府一直推行“改土归流”政策，但由于诸多原因收效甚微。

　　新中国成立后，中国共产党考虑到边疆特殊、民族落后的实际状况，对边疆政治制度的改革，采取了“慎重稳进”的工作方针，既充分发动群众又不使用暴力手段强行改流。“团结民族上层，打倒封建阶级”，对拥护中国共产党的各司民族领袖和民族上层人士，采取政治上安排职务，经济上赎买，思想上团结、教育、改造的方法，使土司和所有的民族上层人士成为自食其力，享有全部公民权的共和国公民。1956年进行和平协商土地改革，废除封建特权，圆满完成了民主改革的任务，至此结束了土司统治的时代。

　　德宏地区的民主改革，是中国共产党在边疆民族地区推行的经济、社会制度带根本性的变革。是在中国共产党领导地位的完全确立，无产阶级专政巩固前提下，以非暴力手段结束旧时的压迫剥削制度，使人民当家作主人，参与管理国家和地方事务。这次变革的成功，为中国共产党在其他民族地区的民主改革，提供了典范。德宏地区各级党委、政府，严守德宏和平解放前夕军代表与民族上层人士代表达成的协议，保证民族上层的生活水平，不低于民主改革前的生活水平。由此，从1953年起，地方人民政府就开始对民族上层及其亲属发放生活补助费。即民族上层人士，在各级地方政府、政协中任职，领取津贴，其家属子女则领取政府发放的生活补助费，并承诺“生不加，死不减”。我以为，受益最大者，非民族上层子女莫属，我们不仅分享着民主改革的胜利成果，而且同全国各族青少年一样共享一片蓝天，在党的关怀教育下成长进步。

　　淋浴党的阳光雨露，感受党的民族统战政策的温暖，最使我终生难忘的、最有意义的是共产党圆了我的“大学梦”。我是昆明民族师范学校62级六班学生，学业完成后当教师是天经地义的事。我热爱教育事业，也喜欢教师这个职业。但在当时，我自知自己学识浅薄，文化素质、理论基础都还很低，难以胜任教师之职。因而有上大学、求深造的念头。我的这一“大学梦”能否变为现实，关键在于校领导。正在这时，一个惊喜的好事瞬间出现，1962年2月，我父亲赴昆明出席省政协全会，在会议闭幕那天，我到翠湖宾馆看他并随他到餐厅吃饭。恰逢省政协设宴，为来自各地州的政协委员饯行。省委书记阎红彦出席了宴会，他祝贺会议的圆满成功，并一一向委员们敬酒，当阎书记来到我们这一桌，看到我这个年青人同八九个老同志围座一桌吃饭，便问是谁家的小孩，我爹答是我的小孩，并说明我想上大学来复习功课。阎书记转向我说：“以后读书要好好的读，不准跳皮捣蛋。”我即刻起身答应：“是，阎伯伯说话可要兑现啊!”阎书记哈哈一笑说：“当然，当然!”就这样，那年我连同我三姐多守庆同时参加高考，并分别被云南大学、昆明医学院录取，成了当时陇川多氏两姐弟双中状元时的佳话。我们全家感谢党的培养，感谢党的民族统战的好政策，也为此感到荣耀。